隐蔽战线上的奇人杨登瀛-2

隐蔽战线上的奇人杨登瀛-2

租界巡捕房的座上宾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共中央设在上海租界内，一些反蒋组织如邓演达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汪精卫的改组同志会也视租界为活动基地。因此国民党指令杨登瀛设法与租界巡捕房联络，以便“中外协同，精心合作”。

接到这一任务后，杨登瀛便动开了脑筋。他想到了同乡——公共租界警务处帮办、探长谭绍良，便开始有意无意地与之接近。一次，谭的爪牙、两个码头工贼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抓获，谭请求杨设法营救。杨抓住这个机会一口应承，声言明日听回信。

是日下午杨即电请钱大钧放人，当次日谭、杨见面时，那两个工贼已返回捕房了。警务处督察长兰普逊极为感激，请谭赠200银元给杨。杨见了一堆白花花的银元，只淡淡一笑道：“你认错人了，你我至交，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此后，兰普逊也与杨熟识。不久，租界方面要杨秘密提供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杨通过司令部副官处长茅乃功，将司令部各处、及侦缉队的大小印鉴式样全部弄齐。兰普逊如获至宝，并得出结论，杨不是司令部的人，但可以使司令部的人听他指挥。从此他更看重杨登瀛，并在与国民党交涉办案时表示：“租界不希望同杨以外的人合作。”

在兰普逊的眼中，杨登瀛不仅是只手通天的国民党高级官员，而且还是不可多得的日本通。自日本准备发动对华战争始，日本各系统的情报机关在上海的活动便日渐猖獗，租界内的英日矛盾也日趋尖锐。

当兰普逊就日本情报机关内幕及中日、英日关系的前景请教杨登瀛时，杨如数家珍般地将日本政府及各财团的情报系统一一道来。其渊博的知识、准确的判断，使警务处官员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力邀杨就任巡捕房顾问，还特准杨登瀛在公共租界紧急办案时，不必履行常规拘捕手续。

从此杨成了兰普逊的座上宾，经常自由出入兰普逊的寓所。后来，兰氏又将杨介绍到法租界巡捕房，杨又成为法租界巡捕房的顾问。国民党方面见杨登瀛成了两租界的红人，也乐意将重要案件交给他处理，以减少麻烦。而中共地下党则通过杨登瀛，基本掌握了两个租界巡捕房的动向。

利用特殊身份清除叛徒

站稳脚跟后，杨登瀛帮助地下党工作人员打入国民党党政机关和租界巡捕房，为地下党购买枪支弹药。每天傍晚，他把四方汇集的情报全部送到大德里办事处，由安娥仔细辨读，凡属有价值的即抄录下来。遇到有人告密，杨即设法及时通报地下党，使之化险为夷。

地下党工作人员宋再生（宋启荣）经杨登瀛介绍，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第四号政治密查员。一次，有个铁路工会秘书顾某贪图5万赏金，企图出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正好撞在宋再生手上，宋一面稳住顾某，一面通知地下党，使这个叛徒还在做发财梦时就被镇压了。

1930年4月，共产党员、黄埔一期毕业生黄第洪从国外返沪，周恩来代表中央与黄联络。哪知黄对革命悲观失望，竟密函蒋介石，准备出卖周恩来，以换得荣华富贵。蒋介石得信后十分重视，指令徐恩曾经办。徐让杨登瀛去南京路邮局门口与黄接头，杨马上紧急通报中共地下党员刘鼎。地下党经过周密调查，掌握了黄第洪向国民党自首的证据，便将这个叛徒抓获并处决。

有一次，杨登瀛接到南京特务机关的密电，称在共产党内部物色到一个告密者，时机成熟时，他会提供重要情报。过了不久，淞沪警备司令部要杨将一公函送往公共租界警务处，杨送去后，谭绍良拆开一看，正是这个告密者的报告。巡捕们立即出动，破获了平凉路一地下党秘密机关，当场逮捕7名共产党人。

情报由自己的手送去，又目睹共产党人入狱的惨景，杨登瀛恨得咬碎钢牙，发誓抓住这个内奸。于是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四处查访，却一无收获。也是这个内奸合该命绝，竟自己找上门来了。在他看来，杨是大特务，投靠杨一定会有好处。

一天，杨登瀛正准备出门，却看见手下人领了一个人进来，口称有要事报告。屏退左右后，此人神秘地对杨说出了中共地下党活动的一些情报，并不无得意地描述着自己的“功绩”，杨这才知道上次所送情报的告密者就是眼前这个人。他不动声色地把告密者送出门后，立即通过最便捷的联络渠道，向中共地下党报告。得到杨的消息后，地下党立即行动，除掉了这个内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