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4个月时间，便从巅峰滑落谷底，红四方面军出了什么状况？
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在徐向前总指挥的部署指挥下，刚刚成立的红四方面军以初生牛犊之势，接连发起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先后歼敌6万余人，成建制歼灭国民党正规军近40个团。
到1932年上半年，鄂豫皖苏区拥有的军队数量、根据地人口稳居于全国第二位，仅次于中央苏区。
可谁知巅峰之后，仅仅四个月时间，红四方面军就迅速就跌落谷底，不仅损兵折将，连鄂豫皖苏区这块老根据地都丧失掉。到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转移，彻底离开了大别山地区。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出现了如此惊人的逆转？
部队失利各方面的因素很多，但祸根却源于鄂豫皖领导人一时的头脑发热，在他们的臆想中，国民党蒋介石军队已经弱不禁风，不堪一击了。
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他被眼前的胜利冲昏头脑，进而提出了一个惊天的理论：蒋介石的中央军已经沦为“偏师”，帝国主义将抛弃蒋介石，向红军直接发动进攻。
大胜之后的狂妄，让喜出望外的沈泽民提出了种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惊奇观点，主要包括：
第一、国民党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已经被红军彻底打败了，南京国民政府准备迁都洛阳，就是“围剿”苏区失败的结果，他的嫡系部队已经沦为了“偏师”，在各路军阀中只能起到辅助作用；第二、蒋介石失利后，他在帝国主义眼中已经不值钱了，帝国主义接下来将会直接派兵。今后红军将主要与帝国主义军队直接作战；第三、日军侵略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就是为了夺取上海后沿长江而下围逼武汉，进而准备直接进攻鄂豫皖苏区。
沈泽民曾向中共临时中央说明自己的观点，但遭到了临时中央的否决和批评，可沈泽民依然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看法。
沈泽民 （1902年-1933年），浙江桐乡人
中共鄂豫皖分局书记、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大体上也持这种看法，他还根据自己搜集的资料算了一笔账：蒋介石嫡系部队共有15个师，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红一方面军消灭了3个师，红四方面军消灭了5个师，蒋介石手上只剩下7个师了，其余都是杂牌部队。
在沈泽民、张国焘心中，此时的形势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红军则一天天好起来。红军现在有了这样的力量，已经无论多少敌人都不怕了。
而事实上，沈泽民、张国焘的估计与事实出入很大
蒋介石虽然在四次战役中损失了不少嫡系部队，但很快就进行了补充，并对部队统一整编整训，很快恢复了战斗力。蒋介石提议从南京迁往洛阳，本意是为了避免日军攻下上海后兵临南京，迫使他签订城下之盟，迁都是为了“保命”，而与“剿共”毫无关系。即便是日军，在1932年之时的主要作战对象也是南京国民政府，压根儿也没有打算要去进攻红军和苏区根据地。
由于四大战役的辉煌胜利导致的狂热，再加上苏区根据地被国民党严密封锁，与外界断绝联系，对世界风云和政治走势缺乏清晰的观察，沈泽民提出了上述明显违背事实的观点，把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都与鄂豫皖苏区联系起来，视为鄂豫皖苏区反“围剿”斗争的直接结果。
这种狂热的情绪、直线思维的方式和滑稽可笑的结论，连当时也“左”得出奇的临时中央书记博古都感到荒谬，毫不客气地指斥为“不顾事实的胡说”。
张国焘在叛逃后回忆其此事曾说：“这个苏区（鄂豫皖）被隔离在偏僻的乡村里，使我们失去了政治的感应能力。”
蒋介石也在反思前次战斗失利的教训，他在武汉接见“围剿”前线的将领，并总结了很多经验。
如十三师师长万耀煌建议，不能把红军单纯地看成是“土匪”，红军有理想、有主义、有根据地，与红军作战要军事政治并行，政治要大于军事，蒋介石对此言十分欣赏。
一师二团三营营长张灵甫建议，要改变国民党军队甲、乙、丙三种师彼此编制不同的混乱情况，从整体上加以统一；要讲究纵深，不能总拿战斗力弱的部队冲在前面当“炮灰”。
1932年6月，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军事会议，部署第四次“围剿”，他接受了万耀煌、张灵甫等前线军官的建议，首次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大力编组保甲，实行百姓连坐法，动员土豪劣绅组成“还乡团”。又将嫡系主力师全部按照一师三旅、一旅三团的“三三制”重新编制，以中央军主力调到鄂豫皖苏区前线。
蒋介石提出的进军策略是“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改变了此前分兵进剿的方针。
面对蒋介石“卧薪尝胆”的大兵压境，徐向前嗅到了空气中的硝烟味，红四方面军总部也陆续收到方方面面发来的情报：长江上民用客轮被军队征用，一些拖船满载军用物资，苏区外围出现了一些过去没听过的新的国民党军队番号，军官一律着土黄呢大衣（中央军军官标配）。
徐向前向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汇报后，两人一致向鄂豫皖中央局提出收拢部队，准备迎接国民党军队新一轮的“围剿”。
在张国焘召集的会议上，沈泽民跳起来反对，他依然保持他的观点：国民党军队此时不过是苟延残喘，尤其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已经被红军打得溃不成军，根本没有力量组织“围剿”。沈泽民提出不但不需要收拢部队，相反要主动扩大新的苏区，要不停顿进攻作战，要向湖北麻城发动进攻，以威胁武汉外围。
胜利的狂热滋生了盲目自大的情绪，在不停顿进攻作战方针的指导下，张国焘一言九鼎，他选择支持沈泽民的想法。于是，徐向前不得不听从命令，不情愿地带着已经连续作战八个月的疲惫之师南下麻城。
在不切实际、信口开河的思想和言论左右下，鄂豫皖中央局、鄂豫皖省委领导人误判形势，错误地制定了新的军事方针，使红军将士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而建立的大好局面转瞬即逝。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
红四方面军此时掉入了蒋介石精心构筑的陷阱。
蒋介石在麻城周边放了三个师，他要求指挥麻城防御的张印相“死守不出，拖住红军”，而后他亲自指挥北、西、东三路大军，团团包围红四方面军主力。
红四方面军屯兵于麻城之下，攻城不克，打援不出，虽然形势万分紧急，但张国焘不同意撤军。当红军纠缠于麻城一带时，国民党各路“围剿”军队已经悄然完成了对鄂豫皖苏区的三面包围。
张国焘、沈泽民的一时莽撞，使红四方面军陷于空前被动的局面。
率先失守的是皖西根据地，这里有国民党军队的5个师，而红军只有两个刚组建数月的新师，即红二十五军的74师、75师，这两个师刚刚从地方武装升级为主力师，战斗力偏弱，又缺少重武器。
红军本来有机会主动撤离，但鄂豫皖中央局严令坚守，经数日激战，红二十五军军部覆灭，1000余名将士阵亡。
东线告捷同时，蒋介石又亲自指挥大军从北面、西面向鄂豫皖苏区的腹地黄安进逼。黄安是鄂豫皖苏区的中心，为了保卫黄安老区，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拼命从麻城向黄安赶去。
经冯寿二阻击战、七里坪、扶山寨三战，红军虽然毙敌8000余人，但打得都是阵地战，部队自身伤亡也十分惨重，未能实现歼敌一路的目标，实际上宣告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失败。
个别领导人极度自信的情绪转化为极度自大的态度，让红四方面军急速由大胜到大败。随着红军据点的相继陷落，鄂豫皖苏区的回旋空间被大幅压缩，扭转逆势的希望日渐式微。
军队和地方干部大多赞同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提出的观点：留一部分部队保卫根据地，主力向西转移。
10月9日，在转移途中蔡申熙不幸牺牲。10月10日，鄂豫皖苏区主要负责人召开了在大别山里的最后一次会议，正式决定留下2个师保卫苏区，红四军3个师和红二十五军73师随红四方面军总部一起向西转移。
鄂豫皖苏区领导人一时的头脑发热，拒纳忠言，不听劝谏，不仅让众多红军将士献出了生命，更丧失了苦心开创的革命老区，红四方面军主力也被迫离开了这片孕育它们的土地。
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曾经误判形势的沈泽民坚持要求留下来，他说：“我是鄂豫皖省委书记，坚守苏区是我的职责。我要留下打游击，哪怕死在这里，我也愿意。”最后，沈泽民与三千余名红军将士留在当地坚持斗争，后因身染疟疾于1933年11月20日病逝。
沈泽民是茅盾之弟，他精通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长于理论宣传，口若悬河，辩论起来无人是他的对手。
徐向前曾用六个字概括沈泽民：“是好人，左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