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父亲朱剑秋烈士

忆我的父亲朱剑秋烈士

每到清明时节，我都要回趟老家。今年回来，我先到弟弟家，留下了祭父母的念物，然后找来大侄子朱树峰，专门商量一下关于挖掘整理当地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展情况，对这件事，我和弟弟朱东润都非常关注，大力支持；但我们姐弟两个都已是九十来岁的人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交由侄子朱树峰来担当完成。

时逢新时代，回想往事，使人激动感慨。当年的革命先烈们为中华民族解放和共和国的建立，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却没能享受到为之奋战而得来的幸福生活。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才能走好未来之路，铭记历史才会更好地传承革命精神。

童年时期

对父亲最珍贵的记忆

父母生有我们子女五个，大哥是朱东渠，两个姐姐中，大姐不幸夭折，最小的是弟弟朱东润。在我们童年的记忆中，父亲对子女们很少关心，直到成年后我才真正理解父亲一些。当年，在白色恐怖下，父亲为追求真理，提着脑袋从事革命，步步惊险，早出晚归，与家人及子女聚少离多；忠诚信仰，抗日救国，舍小家而顾大家，父亲是为革命而顾不上他的家庭和子女们。

记得有一个晚上，母亲在灯下做针线活，我们几个孩子陪着母亲等父亲回家。不知不觉中我迷糊起来，朦胧中听见父亲抱起我说：“你看俺这闺女，怎么就这样睡了，我搂着你睡吧。”这是父亲留给我一生中最珍贵、最幸福的记忆。

破封建世俗观念，

反对缠足，送我上学

成年后的我，能上地劳动，也能看书读报，晚年来更乐意看看电视，知晓一些国家大事和形势发展。我的这些特点，得益于我思想文明进步的父亲。

顶着旧社会封建世俗观念的压力，父亲竭力反对给我缠足。在我八岁那年，又是父亲拿定主意，送我到村里小学读书，全班级中就我和李丁吉的闺女是女生。1938年下半年，日寇侵入寿光各地，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加上家中经济拮据，母亲叫我退学，为这件事，我哭了两天。

1940年冬，身在博兴抗日前线的父亲，安排他的手下同事李三才（石桥村人）回来接我去牛头镇上学，当时大哥已在牛头镇，二姐准备出嫁，母亲舍不得我再离开她。我虽然很想上学读书，看到母亲流泪，到外地上学的事也只好作罢。

惊心动魄岁月里

一段真实的历史故事

1940年，寿北九区（今滨海区大家洼街道及原寿光县道口乡大部）敌后抗日政权成立，父亲朱剑秋任区长兼区中队长，北单村的单彪任副区长兼副中队长，西道口村的孙以顺任动委会主任，王河南村的王洪鳌任财粮助理。上述人员都是父亲亲手发展的早期党员和区乡政权的骨干力量。

九区地方抗日政权成立时，区中队里仅单彪有一支土造的手炮，多数人赤手空拳，枪支弹药奇缺。

1939年春，日寇自侯镇、寿光城向道口、央子、羊口一带安设据点。兵痞出身的孙建道投降日寇，成为本地的铁杆汉奸，孙建道一人就有三支长短枪，对寿北九区抗日政权的危害性极大。

孙以顺、单彪、王洪鳌等几个人，在简短会商后，带领部分区中队人员夜袭道口日伪据点。但因缺乏对敌经验，计划不周，无内线接应配合，一行几人刚进院就被孙建道的小老婆开枪追杀。夜袭夺枪行动失败，人员暴露。心黑手辣的孙建道带领日寇并勾结国民党十五旅张景月，对我抗日人员进行了疯狂的捕杀行动，单彪、王洪鳌等转移至东北洼，孙以顺转移去弥河以南的一溜几个营村活动。

摸清掌握孙以顺的活动地点后，孙建道派谍报队员孙宝田（西道口村人）带队去实施抓捕。出于和孙以顺是同村伙伴好友的关系，一过弥河，孙宝田就鸣枪报警，大部分区中队人员撤离该村，但孙以顺不幸被捕。

在日伪据点内的孙建道也听到了枪声，认为情况有变，慌忙带队过河增援。见到被五花大绑的孙以顺怒目刺向自己，孙建道用吸红的烟头，狞笑着烧瞎了孙以顺的双眼。

听到二弟被拷打受刑的消息，身在伪区署公干的孙以孝，为给二弟求情，长跪在孙建道门口一天一宿。第二天上午孙建道亲押孙以顺去侯镇据点邀功受赏。见孙建道如此绝情，孙以孝愤而起身脱离日伪军营，后成为九区抗日组织的内线人员。

九区动委会主任孙以顺在侯镇据点被日军刺杀，牺牲时年仅27岁。

夜袭日伪据点失败,

战友牺牲,父亲暴跳如雷

孙以顺被押往侯镇据点的当天，有一个人满头大汗跑到我家，一进门就说有重大情况找朱区长，母亲赶紧叫我们几个孩子到父亲常去的地方去找，连跑几处人家，未见着父亲。回家不一会，父亲也急急忙忙赶进来。两个人一见面，父亲就把来人领进西屋说话。

出门送“客人”时，父亲的脸色表情很难看，只听他嘱咐来人“回去后一定要小心。”这时候的父亲，一会西屋里，一会院子里，坐立不安，有时还用手拍打自己头部。

这一年我十二岁，是我一生中见父亲爆发脾气最厉害的一次。当时吓得我们娘几个既不敢说话又不敢乱动。

多年后我就此事问母亲才知道，当年刚刚组建起来的九区抗日组织，因计划准备不周密，在夜袭道口敌据点时，行动失败，组织人员暴露、战友牺牲，多人被追捕。父亲事先不知情，因心痛和自责而发了大脾气。母亲娘家是西道口村，她认识孙以孝和孙以顺两兄弟。

坚强的母亲，

带领子女们在逆境中奋力求生

1941年9月2日晚饭后，我和母亲正在刷锅洗碗，姥爷心急火燎的赶进门，一见面就和母亲说：“鬼子和十五旅要给你们放火烧家灭门，快把粮食被窝藏好。家里不能住了，领孩子们躲外边去。”在好心的朱树仁、朱家兴、朱树根等人的帮助下，当晚藏好东西，母亲带我们三个孩子摸黑去了园子村我二大娘家避难。

后来听母亲讲，当年在道口鬼子的据点内，有父亲一手安插的内线人员，听到敌人要对朱剑秋烧家灭门的毒计，安排石桥村的朱芝干（新民队队员）想办法给我姥爷送信报警。

到了十月十四的晚上，我们娘四个仅回家住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朱树村（时十几岁）跑我家里大叫：“三妈（奶奶），来了些穿黑大衣当兵的，快躲出去。”母亲急带三个孩子刚到张万金家。大汉奸孙建道和国民党十五旅的杨盛三带兵围住我家，没搜到人，把我爷爷开赁铺的木器家什集在北屋内，浇上煤油点火烧家。

一见浓烟起，又听到敌人到附近的几户人家搜捕我们，母亲领我们爬墙到李安世母亲家，李母对我娘说：“他三婶子，要分开躲，你把这个大闺女（二姐）留给我吧。”留下二姐后，我们娘三个又爬到后邻李现世家，紧接着过胡同到李洪策家，李母忙和娘说：“你把这个小闺女留下，我护着她。”随手找出件破褂子让我穿上，塞给我一把梭子和她织网，上梭子时我的手直哆嗦。可怜我的母亲，又带我二弟经过翻墙越户才逃到庄西头。

当敌人从我家撤出后，又到朱树栋、朱树仁家在场院边上的小铺子放火。小铺子是父亲的地下联络点，幸亏朱家两兄弟不在铺子内。起火时，朱树仁的妻子抱着被窝从窗户中爬出来，当她经过各家的柴草垛边时，正赶上敌人给我家柴草垛放火。

敌人撤走后，六十多岁的朱东礼站在围墙上敲梆子大喊来人救火。本村的和园子、南陈、七里庄都来了不少人救火，这里边也有当时的地下党员。

1942年父亲在牺牲前，托本村的李荣汗（石桥村早期党员，时任寿光独立团连级干部，1943年在潍县鲍家庄子牺牲）有机会时替他回家看看家里怎么样了。部队路过本地途中，李荣汗化装找上我娘，“三嫂，我在博兴见着三哥了，他没事，一直挂念着你和孩子们。”这是父亲自离家外调到博兴工作牺牲前唯一的一次口信联系。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听到父亲还活着的消息，我们娘几个甭提多么高兴了，母亲对李荣汗说，“只要你三哥活着就行，家里受苦受难，我们都能坚持” 。

记得父亲奉调外地时，是1940年的秋季，大热天出远门仅带走一件冬天穿的羊皮袄，口袋里有几块大洋。父亲仿佛看出了母亲的心意，忙说这钱不是他本人的，一块也不能留。临走时，父亲叫我们好好听娘的话，并交待母亲看好孩子们。到哪去、干什么、什么时候回来，父亲没有讲，孩子们啥也不知道，只有母亲心里明白。

众乡亲出手相助，帮我们重修房舍

来年（1942年）春，时任村长的李继生二爷，召集大伙开会，商议为我们重修房舍的事。“朱剑秋在外不知生死，他家里（妻子）领着孩子们四处逃难，有家不能回，我们要想法子帮帮他（她）。”李继生二爷刚把话说完，众人纷纷表示愿出手相助，都评价母亲宁挤脚不走样，从不怨天哭地，有骨气。

是石桥村的众乡亲们出工凑料，给我们重新修好了被烧的房舍，这个时候，我们娘几个才能搬回家住，总算结束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

我的婚姻是母亲“政审”把关

1944年的一天，为做午饭，我去街上抱柴草时，正巧碰上李丁吉和手下小头目袁某（周疃村人）迎面走来，我赶紧和李丁吉说话：“你吃饭了吗哥哥”，“没吃饭”，李丁吉边答应边走。没走多远，又听袁某问：“这是谁家的闺女？”，李说“朱剑秋的三闺女。”

几天后，李丁吉来到我家，向我母亲说是来给周疃袁某的儿子提亲做媒。听明白来意，母亲不温不火地说：“大侄子，你来提亲很好，袁某跟着你干，我把闺女许给他家，倒是少受这份罪，但你和你三叔（朱剑秋）走的不是一条道，万一哪天孩子他爷（朱剑秋）回来，还不和我犁头（方言，吵架），这门亲事我不能答应。”两个人话说不到一块，李丁吉只好怏怏而回。

这一年我虚岁16，国民党十五旅在石桥村安设据点，李丁吉带人常在石桥村驻扎活动。以后回想起来，经历过那么多迫害打击，又面临生存、生活双重压力下的母亲，对一生坚守信仰、抗日救国的父亲，无怨无悔，对父亲的感情更是忠贞不二，我的母亲是一位坚强的母亲。

我现住寿光市上口镇南半截河村，当初定亲前，母亲给我“政审”把关。先问男方人家是哪条道上的人，不问家境穷富，只要不和父亲是两股道上的人家就行。好在大哥了解我婆家的情况，说明男方家长田风楼是父亲早年发展的地下党员，母亲这才放心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