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大儒”梁漱溟：心忧天下情系桂林

“最后的大儒”梁漱溟：心忧天下情系桂林

他是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他是新儒家的开创者，中国民主同盟的发起人和创办人之一，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

同时，他也是一位胸怀理想的爱国民主人士。身处战乱年代，他针砭时弊，试图找出中国社会“文化失调”的病根，努力引导中国乡村走上向内求索的道路，并为“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奋斗终生。

他是梁漱溟，一位不会说桂林话的桂林人。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20岁取字漱溟。他祖籍广西桂林，1893年生于北京。桂林抗战文化城时期，他满怀激情来到桂林，著述、讲学、参与抗战民主运动，在这座山水之城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并在去世后将骨灰归葬桂林。他与桂林这座城，有着难以割舍的缘分。

梁漱溟记者张苑翻拍

自学成才胸怀家国

梁漱溟的祖辈原是桂林人。从祖父开始离开桂林迁至北京。梁漱溟的曾祖、祖父、父亲三代都是从举人或进士出身并在朝廷为官。

1893年10月18日，梁漱溟出生于北京。这一年是甲午战争的前一年，此时的清王朝腐败不堪，洋务运动已经兴起。梁漱溟的父亲梁济认为“欲使中国自强则当废止科举，兴办新教育”，因此，梁漱溟自幼受到的就是半西化的教育。

五岁，梁漱溟以《地球韵言》开蒙读书，六岁便进入北京第一个洋学堂——中西小学堂，兼修中英文。1906年夏，梁漱溟考入北京顺天中学堂，在那里进行了五年半的学习，这是梁漱溟求学生涯中最系统、最完整的一段教育经历。在学堂教育之外，梁漱溟自少年时期就独立自学，并积极思考和探索人生和社会两大问题，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思想人格。

1911年中学毕业前夕，梁漱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京津支部，从事推翻清政府的秘密活动，成为一名少年革命党人。中学毕业后，他在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任编辑兼记者。一年多的实践，梁漱溟耳闻目睹了现实政治的黑暗，导致他对少年时代政治信仰的彻底绝望。于是，他从一名议会政治的信奉者转为社会主义的追求者，进而归于佛学信仰。1913年起，梁漱溟摒弃一切俗务，开始研究佛学，历时三年。这三年成为梁漱溟一生学术肇基之时。

1916年，梁漱溟穷其数年思考，写成《穷元决疑论》一文发表于《东方杂志》。这篇文章给梁漱溟带来了人生道路的重要转折。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在读过这篇文章后，决定聘请他担任北大印度哲学讲师。1917年10月，梁漱溟开始了他在北大的7年教书生涯。由于梁漱溟仅为中学毕业而被聘为北大老师，此举成为北大历史乃至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则佳话。

后来，梁漱溟不满足于学校只是讲授一点知识技能，心怀大志的他想要干一番更有意义的事业。于是他在1924年辞去北大的教师工作，踏上了一条实践自己的文化理想的探索之路。

中国究竟应该向何处发展？这是梁漱溟苦苦思索的问题。他认为“宪政的基础是地方自治，地方自治始于乡村”，在中国只有以乡村的进步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因此，他提出通过乡村建设之路促进国家富强的新主张。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奔走于广东、河南、山东等地，考察乡村治理建设情况，宣传他的主张。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梁漱溟中断了乡村建设工作，转为投身于民主抗战的洪流之中。

辗转到桂建立民盟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1941年12月，周恩来两次急电在香港的廖承志等人，指出：“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已成死港，应将在港朋友先接至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周恩来还重点提到对宋庆龄、何香凝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知名的民主人士，应派人帮助他们离港。

在中共的帮助下，正在香港办《光明报》的梁漱溟与陈此生、范长江等文人志士于1942年2月辗转到达桂林。在时任中共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的帮助下，梁漱溟与罗子为、周鲸文，以及张文、曾伟等人，在漓江的一条船上召开会议，以秘密的形式，成立了以梁漱溟为首的民盟桂林核心小组。不久，救国会成员陈此生、狄超白、张锡昌、千家驹、胡仲持、金仲华也陆续加入，其中狄超白、张锡昌是中共党员。

然而，当时的广西省政府并不支持民盟桂林核心小组以及梁漱溟等人在桂林开展民主宪政运动，好在梁漱溟、陈此生等民盟桂林核心小组成员与在桂的李济深等有影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交往密切。于是，梁漱溟找到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洽商，请他多多关照。

由于得到了桂林文化教育界人士的大力响应和支持，尤其是李济深、陈劭先、李任仁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鼎力支持和帮助，民盟桂林核心小组的活动得以顺利开展。梁漱溟、陈此生等经常与李济深、陈劭先、李任仁等在广西建设研究会的“八桂厅”聚会，共商国是。梁漱溟等民盟桂林核心小组成员通过广西建设研究会以及应运而生的广西文化供应社这两个机构，参与发起和领导了广西宪政促进运动，同时参与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抗战文艺宣传活动，在桂林抗日文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潜心写作山水有情

从1942年1月至1944年9月的近3年时间里，梁漱溟在桂林一边从事争取民主、宣传抗日的活动，一边潜心写作与讲学。他的哲学著作《中国文化要义》大部分就是在桂林完成的。

梁漱溟在桂林时，还应《自学》杂志之约，写了一篇名为《我的自学小史》的长篇文章。文中讲述了自己自幼自学的故事与心得，并阐述了自学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分析了自学的途径。他写道：“学问必经自己求得来者，方才切实有受用。反之，未曾自求者就不切实，就不会受用。”“自学这话，并非为少数未得师承的人而说。一些有师傅教导的人，亦都非自学不可。”“任何一个人的学问成就，都是出于自学。学校教育不过给学生开一个端，使他们更容易自学而已，青年于此不可不勉。”

此外，梁漱溟在桂林还陆续写了《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纪念蔡先生》《纪念梁任公先生》《论广西国民中学制度》《教育的出路与社会的出路》《中国文化问题略谈》《民主的涵义》《谈中国宪政问题》《中国以什么贡献给世界呢？》等等一系列文章，分别发表在桂林出版的《文化杂志》《广西教育研究》《广西日报》等报刊上。

在桂林这段日子，梁漱溟不仅事业发展、学术精进，而且在这美丽山水间还收获了一份美好的爱情，有了他人生的第二次婚姻。梁漱溟的发妻于1935年在山东邹平去世。1943年夏末，梁漱溟偶遇在桂林中学任教的陈淑芬女士并“深沉地爱上了她”。与陈淑芬的婚姻，让梁漱溟充满情趣，使冷峻严肃的梁漱溟变得热情而轻松愉快。据友人回忆，在桂林结婚后，梁漱溟常在公众场合露出发自内心的微笑，发出爽朗的豪放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