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温故1942》——对曾经的记录，却不幸映射了未来
严格来说，《温故1942》不仅是一本小说，里面包含了冯小刚创造电影《1942》的艰辛历程，以及刘震云的调查体小说《温故1942》，和电影《1942》的剧本。
《温故1942》没有故事，没有人物，只是刘震云对自家以及同村老人的问话，和他自己翻阅的资料。这种写作方式让他摆脱了伤痕文学的道路，不以苦难中的人为中心，而是探求苦难的背景，时代，以及决定灾民命运的大人物。
这种描写更能给人以无力感，一个人在饥饿中苦苦挣扎远没有三百万人死于饥饿的震撼，而这种震撼却在宏大叙事面前显得无比渺小，这又是更大的震撼。
有灾荒就应该救灾，如同有一段历史就应该有所记录一样理所当然。但是1942年的河南没能等到救灾，2002年的冯小刚与华谊兄弟也没能拍成《1942》。理由很简单，消极。
1942年的民国政府需要抗日，3000万河南人的生死要让位于中国与四万万中国人的存亡。
2002年的中国刚刚跨入新世纪，加入世贸组织，正要以全新的姿态站在世界上，这时让中国人回忆60年前的苦难，在一些人眼里就是不合时宜。
似乎我们只要记得不那么清楚了，当年就没有那么疼，只要我们不断告诉自己不会犯当年的错误，我们就真的不会重蹈覆辙。
2004年又把剧本送上去，这回得到了更具体的答复：“为什么放着那么多好事积极的事光明的事不拍，专要拍这些堵心的事？”
确实，虽说多难兴邦，但是如果这个难是真正的难，也就没法兴邦了。冯小刚说自己此后专心捞钱，情怀，民族大义什么的，暂时就搁到一边。
正如国际形势的变化需要民国政府救灾挽回形象，两岸局势的变化让一些话题可以放到台面上。过惯了轻松捞钱日子的冯小刚被王朔一句话点醒：
“趁着现在这个势，你应该横下一条心把《温故》拍了。我没夸过别人的剧本，但老刘的这个本子写得确实好，你应该有这么一部作品；有《温故》这碗酒垫底，往后冯老就可以心无旁骛在商业片上胡作非为没有羁绊了。你怕什么？万一票房上有个闪失，我再帮你写一喜剧不就给华谊找补回来了吗？”
最终，电影《1942》在2012年11月被搬上荧幕，引发热议，并在10年后再次引发热议，《温故1942》变成《1942》，又变成温故《1942》。一本小说一部电影记录一个时代，同时也反映另一个时代。
我不得不感叹作家的笔法，简单的几句话，却说尽了一个老人一生的苦，
“我姥娘将五十年前饿死人的大旱灾，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我说：‘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姥娘：“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得哪一年？’”
尽管在史书上见惯了“大饥”、“人相食”，但是看到这段话依旧全身震颤。刘震云写这本书时候我差不多已经出生，我突然意识到灾难离我并不远。我曾以为最苦的日子不过是吃玉米面白菜汤的日子，但从未想过饿死人的年月离我那么近。
接下来刘震云问自己花爪舅舅，舅舅说收成只有三成，刘震云疑惑有三成收成怎么至于饿死？花爪舅舅回以一连串反问
“那你不交租子了？不交军粮了？不交税赋了？卖了田地不够纳粮，不饿死也得让县衙门打死!”
原来灾荒不是免税的理由，死亡与交税此时结伴而行，你只能选前者或二者都选。不过显然，后者给人的压力甚于前者。
与灾难中的河南作对比的是重庆的蒋介石官邸，千里之外的河南与日军没有影响这里的生活质量。蒋介石考虑的是和史迪威的关系，和各路军阀的关系，宋美龄可以拿出可口的咖啡招待史迪威，蒋介石也可以拿出一大笔钱给戴笠去收买军阀。这两件事，理所应当的比饥饿中的三千万河南人重要。
刘震云用一大段文字去暗讽蒋介石，他说蒋介石要处理很多事，哪件事都比河南饿死三百万人重要。
“世界有这样一条真理：一旦与领袖相处，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就非倒霉不可”。
剧本中，李培基在与蒋介石共同吃早餐时，听到蒋介石要处理的事务，以至于自己不敢提河南灾情，因为他心里也知道，那几件事都比河南的几百万灾民事大。
蒋介石有很多比灾民更重要的事，而要完成这些事却要指望灾民们交税，当年的税收占收成的三成到五成，这个是定量，按正常收成计算的，意味着灾年时仅剩三成的收成全部要上缴，甚至可能还不够。
亲眼见证河南灾情的美国驻华外交官谢思伟写道“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加重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
接下来还有扒火车去陕西，很多人被轧死，有的女人被丈夫或父亲卖掉，换回一口粮食。这是亲历者的视角，讲的都是他们自己见过的故事。
虽然亲历者活到90年代的已经不多，但是还有一个叫白修德的美国人将当年的情形记载下来，但倘若我们相信他是别有用心，也许上述那些惨状也不过是个例。
白修德将野狗吃人的照片给蒋介石看，这才促使蒋介石下决心救灾。这种确凿的证据，一旦让西方盟友确信他放任灾情发生，势必影响他的声誉，甚至会减少对华援助，导致亡国灭种。几只野狗想象不到，自己吃口肉差点影响历史。
报道河南灾情的《大公报》停刊三天，刘震云写道
“这篇稿子共六千字左右。没想到这六千字的文章，竟在偌大一个中国引起麻烦。麻烦的根本原因，是这六千字里写了三千万人的真实情况。其实三千万人每个人的遭遇都可以写上几万字、几十万字，他只写了六千字，六千字除以三千万，每人才平均00002个字，这接近于0，等于没写。这竟引起了几亿人的委员长大发肝火。”
“悲剧在于，双方仍存在误会。写文章的仍认为是委员长不了解实情，不实事求是；委员长一腔怒火，又不好明发出来，于是只好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处理：下令停刊。”
可笑的是，在美国的宋美龄也要求《时代》杂志把白修德解职。
“宋美龄女士当时正在美进行那次出名的访问。当她看到这篇英文报道后，十分恼火；也是一时心急疏忽，竟在美国用起了中国的办法，要求《时代》周刊的发行人亨利?卢斯把白修德解职。当然，她的这种中国式的要求，理所当然地被亨利?卢斯拒绝了。”
毕竟，国情不同。
关于河南人为何没死绝，有一个答案是日本人来了。
“是日本人来了——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们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当然，日本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话说回来，我们自己的政府，对待我们的灾民，就没有战略意图和政治阴谋吗？他们对我们撒手不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存，有奶就是娘，吃了日本的粮，是卖国，是汉奸，这个国又有什么不可以卖的呢？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
到了电影中，这一段由蒋介石的一句台词去展现
“但日本人进攻河南手段这么毒辣，给灾民发粮食，是我没想到的。”
在剧本中，有了老范，瞎鹿，老马，小安，毕竟电影是需要人物的。比起剧本，放映出来的电影删减了许多，当然我们早已习惯删减剧情，甚至删掉整部电影也见怪不怪。
调查体小说不会详细写一个人，幸好我们不缺把人的苦写得十分详细的作品，《白鹿原》、《日光流年》等没少写遭罪的人，刘震云没必要再写一部河南版的《白鹿原》。
调查体的形式，少了些虚构，多的是历史研究一般的考究，用白纸黑字去还原时代，作家变成了讲述者，这样也就更接近真实。因为只是讲述，就避免了别人对作者主观意图的揣测，可以躲开很多顶帽子。
我觉得作家很难做，写自己的惨，会被说是伤痕文学，写穷苦人的惨，就是摸黑时代，写大家都很惨，那就是在暗示中国人国民性不好。可要是写奢华的生活，就是拜金，浮夸，没有深度。要他们写普通人的生活，可真写出来又没人看。
倘若放下良心与对文学的热爱，写一写玄幻穿越恋爱，方可名利双收。但似乎当代的中国文学命不久矣了。
很多时候一部作品的影响会失去控制，谁也想不到2012年上映的一部关于1942年灾难的影片，会因为2022年的一场天灾，再次被人想起。
1942年时无数河南人默默的走在中原大地上，80年后又有一些河南人走在中原大地上。但是新时代不同于旧时代，2022年的中原大地，有老乡们提供的补给，行程的终点是自己的家。正所谓，雷霆雨露，莫非天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