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寻租的三条规则：信息、成本、行动逻辑
关于寻租的定义，在寻租概念创始人戈登·图洛克的研究中，是这样说的：寻租是利用资源为某些人谋取租金，并给社会带来了负的价值。
戈登·图洛克实际上是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去探寻寻租可能的成本，以及对社会整体效率的影响。当然，他的探寻是与西方的政治经济土壤相关联的。
而在中国，尤其是帝国时代，其寻租的空间之大，甚至对整个的社会运作机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或者可以说，它甚至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动逻辑。
因此，只有更为理性地拆解寻租文化，才能真正看懂其运转逻辑。
01
寻租空间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的垄断程度。
毋庸置疑，在任何时代，一旦一个资源体，拥有了高度的信息垄断属性，那么，这个资源体所做出的决策，就越具备内生性，也就是会极少考虑外部性因素。这些决策，也因此，往往只代表了处于信息能够触达的群体范围内。
基于这一点，其实也可以说，信息传播的流畅度和透明度，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流畅度和透明度。
之所以说，信息垄断度越高的资源体中，其寻租空间会越大，正是因为其信息可以处于较高等级的安全状态。那么，即使有寻租行为，其丑闻的可能性相对就低。
更重要的是，外围的人几乎没有机会近距离了解这种信息的真实状态。就像很多规则、潜规则之类的东西，对于不在机制中的人，是很难了解其真正的运行规则的。
关于信息在寻租中的作用，戈登·图洛克认为要达到寻租，基本可以有两种方式，“欺骗或者隐瞒信息，后者经常用于实施有利于少数群体的法案的微小改动。”就像戈登·图洛克所认为的，在源头上的信息规避，实际上就是为寻租开了绿灯。但是，这种信息的规避，普通人是无法发现的。
02
寻租成本的计算，最终决定了寻租能不能实现。
做任何事情，都有成本，寻租也不例外。甚至于说，在寻租行为中，双方对各自成本的计算，都是有比较严密的风控的，也有一套相对精细的成本机制。
同时，这种成本计算，也会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自身所处环境的变化，而出现浮动。这种浮动，就是成本与收益差的浮动。
比如竞争者增加，那么，对租金的期待就会不一样。比如所处资源体的政策变化。比如社会技术层面的进步等，都会影响寻租的成本，以及能产生多少收益。
因此，从成本角度讲，寻租行为，也是一次对利益标的的分利博弈。但是，寻租不属于市场因素，或者说是彻底违背市场机制的。
戈登·图洛克认为，那些具备寻租条件的人们，“为了进行更多的寻租活动，必须欺骗公众。而这一欺骗通常要求人们选择低效的生产方式。”
所谓低效的方式，就是复杂、混乱、冗长、隐晦的方式，是一种借助复杂和繁琐，以达到隐蔽的方式。
这一点，也是寻租所带来的主要负值之一，也是评判一项寻租活动对社会资源浪费的主要观察点之一。寻租，大概率都会降低社会效率。
但是，对于寻租双方而言，出租者只会考虑收益和自己所要承担的风险成本差，承租者只会考虑租金和因寻租带来的定向收益差。他们不会在意这种与自身利益无关的宏大命题，这也是帝国时代官僚集团不太在意的命题。
03
寻租的兴盛，必定改变人们的行动逻辑。
如果通过与某个资源体建立私下关系，就可以获得定向支付的优待，或者是垄断地位，或者是限制性准入机制，又或者仅仅是一种于自身切身相关的某种政策扶持，那么，又还能有多少人愿意通过残酷的市场竞争，来建立属于自己的利益模型呢？
好逸恶劳，是人性。因此，答案很明显。
戈登·图洛克说：“在社会中有些勤劳的人致力于提高生活水平，但却想着通过和有权力的人建立私人关系来达到此目的。”（p90）“那些想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人，几乎把所有的才智和精力都花在了获得或者维持权力的惠顾上。”（p91）
就寻租这种捷径所带来的好处来讲，它对人们行动逻辑的规训模式是一样的。
一旦寻租是比较容易达成的，或者说，寻租活动在时代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的时候，那么，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选择寻租，是能够快速实现收益的可行选择之一，甚至是第一选择。
只要这种选择没有太大障碍，甚至也没有多少道德的问题的时候，那么，寻租就会成为人们率先的行动逻辑。
这种行动逻辑的可怕之处就是，社会会进入更加封闭的限制进入秩序制度模式，丧失竞争，丧失创造力，丧失相对的公平公正。这无疑是时代的倒退。
可以说，寻租本身浪费了资源，而寻租所产生的制度本身，也潜藏着巨大的成本，这是时代的成本。
